今年是敬爱的王鸿祯先生百岁诞辰纪念，我们怀着崇高的敬意，深深怀念这位为中国地质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前辈大师。
王鸿祯先生博学多才，学术造诣深厚，研究领域包括古生物学、地层学、古地理学、前寒武纪地质学、大地构造学和地质学史。在地层古生物和古地理方面，建立了四射珊瑚的系统分类和演化阶段；提出了以年代地层和岩石地层为主的地层分类观点，将沉积相与构造背景相结合，区别不同的古地理格局和古构造框架，主编出版了《中国古地理图集》；提出了层序地层学的分类级别体系及其与天文周期之间的可能联系。在大地构造与全球构造方面，提出了构造名词体系和中国及全球的基底构造单元和构造发展阶段的划分；提出了以泛大陆（联合古陆）为准的大陆聚散周期的认识和地球史上不同类别和不同级别的节律及可能的天文控制因素；进行了全球古大陆再造的研究，由此形成了全球构造活动论和历史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地球史观。在地质学史方面，提倡以学科史和学科思想史为主要研究内容，以求“以史为鉴，继往开来”（参看《王鸿祯文集》第465页）。
（1）
在第30届国际地质大会前夕，大会邀请王鸿祯先生写一篇关于中国大地构造的文章，拟在国际地科联（IUGS）主办刊物《Episodes》上发表。王先生将题目定为《An outline of tectonic evolution of China》（Wang & Mo,1995），要我作为“合作者（coauthor）”协助他，我因此得到了一次直接学习王鸿祯学术思想的宝贵机会。在撰稿过程中，我逐渐加深了对王先生全球构造活动论和历史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地球史观的理解，认识到“地球演化史不是以渐变和均速的方式进行，而是服从质变与量变的原则，以突变与渐变相交互的方式前进发展的”。王先生的地球史观有着系统和深刻的内涵。他划分了中国及全球的基底构造单元和构造发展阶段，将构造阶段分为大阶段（megastage）、构造阶段（stage）、造山运动期(phase)三级。大阶段可划分为陆核形成（2.8 Ga前）、原地台形成（1.8 Ga前）、地台形成（800 Ma前）、超大陆形成（208 Ma前）、超大陆解体（208 Ma后）五个大阶段，其划分具有普遍性和全球性。把大地构造单元划分为大地构造域（tectonic domains）、地台（platforms, cratons)与活动带（mobile belts）、地台与活动带内的大地构造单元（地台内包括古老陆核、不同年龄的前寒武纪基底；活动带内包括属于单个陆缘区的不同时代的褶皱带，含或不含中间地块）。他识别出中国存在9个构造域，建立了中国大地构造演化的格架。还要特别指出的是，他强调大陆边缘及其中各种活动带、地块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大陆增生的意义，这对我们在中国西部特别是青藏高原复杂构造条件下的研究工作，有重要指导意义。他明确提出了地壳对接消减带（convergent consumption zone）和叠接消减带（accretional consumption zone）的概念，指出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结合带具有不同的构造意义，纠正了将蛇绿岩及蛇绿混杂岩一律看作大洋遗迹，或认为蛇绿岩及蛇绿混杂岩只代表大陆内部张裂和裂陷，不存在大洋盆两种片面认识。他严格限定了“地体（terrane）”的内涵，纠正了将“地体”概念使用过泛、涵义不清的偏向。他还明确给出了裂陷槽（拗拉槽，aulacogen）的含义，指出其在构造演化中的重要意义。他还将地球演化的节律与可能的天文因素联系起来从更大的视野研究地球。
王先生的学风极为严谨，使我深受教育。《An outline of tectonic evolution of China》那篇文章修改了十几遍才定稿。在此过程中，他常告诉我，哪一段文字、哪个用词还需要修改，哪个事实还需要核实，哪个图件还需要修改完善。更为难得的是，书中的插图都是他亲自设计、绘制草图或经他修改过的。
正是由于王先生超乎常人的高度严谨的学风，以及在古生物学、地层学、古地理学、前寒武纪地质学各个方面都有深厚的造诣，他的地球史观及对中国和全球构造演化的论述，有多方面的充分的证据，经住了时间的考验，他的基本观点至今仍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
王先生不仅在学术上是我们的榜样，在道德人品上也是我们的楷模。他爱国爱民，尊师重友，胸襟宽阔，不图虚名，学风严谨，求实创新，讲团结，顾大局，待人以善，克己以严，甘为人梯，提携后辈，博学多才，德艺双馨。下面谈一些我所亲身经历的事例。
尊师重道，崇敬先贤。我记得2006年王先生给我的一封短信中，提到中央电视台对他的报道，说“我感到他们的宣传似乎过多了些，应当让大家更多地了解几位中国地质的奠基人”。他亲自动笔为丁文江先生诞辰120周年（2007）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在调查大量史实的基础上，全面评价了丁文江先生对科学、对地质和地质教育做出的杰出贡献。最后，他说“我在此恭撰联语，敬谨表达我对丁先生无限崇仰之情”，评价丁文江先生为“地学宗师，政论新声，科坛巨子，文化先锋，士林崇仰，桑梓同荣，忝属晚辈，共庆事功”。王先生对自己的老师和前辈非常尊敬，终生怀感恩之心，是我们的榜样。他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听了葛利普教授（A.W. Grabau）地史学课程，“深感其祖述师承，涵盖全球”，又读了葛利普的《地史学教程》名著，“对地质科学的全球性和历史性有了初步认识”。1938—1939年间，他在西南联大听孙云铸先生讲授地层古生物课，甚感于“孙先生将基础知识与名家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融会论述”。1945至1947年，王先生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得益于导师、伦敦皇家学会会员O.M.B. Bulman“思想细密而系统”和一批不同学科优秀青年学者活跃的思想，重视学科间交流，使他“耳濡目染，得其流风余韵”。他利用剑桥大学和大英自然博物馆的优越条件，努力学习。在此期间，他还在精读李四光（1939）和黄汲清(1945)有关中国地质构造著作的基础上，广泛阅读不同构造学派的主要著作，聆听学术演讲，参加学术讨论。此间他还访问了法国、英国、美国各大学地质系和知名学者，逐步形成了在地质科学研究中以地质构造史为主线，与古生物、地层、沉积等多学科相互联系的思想认识和研究方向。
淡泊名利，真诚待友。我记得这样一件事：武汉地质学院刚成立时，地质矿产部曾考虑从王鸿祯先生和池际尚先生两人中选一位院长，他们两位都极力推荐对方当院长。池先生说，王先生是我的老师，理应由他做院长，我愿去武汉协助他主持日常工作。王先生则力主池先生做院长。最后地质矿产部决定，任命王鸿祯先生为武汉地质学院首任院长，池际尚先生为第一副院长，在武汉主持日常工作。他们配合得非常默契，把灾难深重的学校逐渐恢复起来。王先生在池先生逝世15周年的时候，充满深情作诗纪念、称赞池先生“池君之于地大，一世勤劳，两地垂范，于故交真诚委婉，侠骨柔肠”，“建校于今近花甲，地分南北四十年。我担虚职空三载，君任辛劳一纪间。意胜须眉明素愿，志存科技见规范。病殃晚岁驱难去，两代友生尽汍澜”。多么深厚的情谊！王先生说自己“我担虚职空三载”，非常谦虚。实际上，他在院长的岗位上，在池先生的协助下，为修复文革与迁校对学校造成的灾难性破坏、恢复学校的教学与科技工作的正常秩序、保护和发展学校的实力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贡献为学校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在1978年2月联合了16位老教授向邓小平同志写信，提出在原北京地质学院“创办研究部，招收研究生”的建议，得到邓小平同志的批准，这才有了后来的“武汉地质学院北京研究生部”，并最终形成了两地办学的模式。他从院长岗位退下来以后，直到去世前，仍然非常关注学校的发展。他总是从全局出发，高瞻远瞩，为学校的整体与长远发展出谋献策，并为此尽自己的努力去做。
甘为人梯，言传身教，热忱提携青年学者。王先生是年轻人的导师，也是年轻人的朋友。他非常爱惜人才，关心年轻后辈的成长，培养了一大批地层古生物学、前寒武纪地质学、大地构造学和地质学史等领域的年轻学术带头人。他们已成为我国这些领域的骨干，继承王先生开创的领域和方向并发扬光大。上课是王先生培养年轻学子的一个主要途径。大家都很乐意听王先生的课，他的课旁征博引、内容丰富、启发思考，让人兴趣盎然。学生们感到每一堂课不仅能学到很多知识，更能学到科学思路和方法。人们还经常能在有青年人参加的学术讨论会上看到王先生的身影。他认真聆听，中肯地点评，凡是有新的成果和思想，他都及时给予肯定和引导，使与会者感到收获很大。这一传统已被继承下来，使学校形成了很好的学术风气。青藏高原的登山科考是我校的优势和特色，从建校初期开始，一直坚持到现在，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奔上青藏高原，历经60载而不断，就是因为有王鸿祯先生和杨遵仪先生、池际尚先生、马杏垣先生、郝诒纯先生等一批老先生的支持和指导。王先生在17年前曾赋诗称赞这一事业“时历四纪，地推一极，科考柱石，登山前驱”。这是对在青藏高原坚持工作的同志们的巨大支持和鼓励。我在王先生身边，受到他的培养和熏陶，不论在地学专业上，还是在思想道德上，都学到了很多很多，王先生的道德、文章使我终生受益。
王鸿祯先生在80岁时曾写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探生命之微，窥造化之奇。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以自勉。现在他已离开了我们，这也是他留给后人的期望。在纪念王先生百岁诞辰之际，我们应当学习他高尚的道德风范，不懈努力，去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和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