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48年北京市解放前一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当时地质系主任为孙云铸教授。王鸿祯先生刚从英国回国不久，担任我们的地史学课老师，他是珊瑚研究专家，但对地史学及古地理学也精通。听他讲课，条理清晰、逻辑性强，语言干练，讲话快速，稍有走神，立刻失联。所以听王先生课不敢稍有疏忽，整堂课处于兴奋和聚精会神状态，这与孙云铸先生讲课随时穿插英国风情、学人轶事等花絮形成鲜明对照。王先生当时还在兼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工作，十分繁忙，但他在教学上倾注了大量心血，除了课堂教学外，还时常带我们去野外，如唐山、蓟县等观察典型地层剖面。王先生的严谨治学态度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文革期间，他也和许多老知识分子一样受到迫害，甚至遭到个别人的武斗伤害，但他在江西峡江“五七”干校仍勤勤恳恳地劳动，我在干校时偶尔与他相遇，他仍保持一颗对未来抱有乐观态度的心。
    经过十年动乱，北京地质学院搬迁至武汉后，王先生于1980年11月正式就任武汉地质学院院长，成为学校成立后第一位以学者教育家身份担任校长的人。此前，1952年北京地质学院成立时首任院长刘型是长征老干部，1958年继任院长高元贵为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老干部，而王先生为首任学者型校长。他任校长后，面对大量的文革和迁校遗留问题，他拨乱反正，恢复和建立正常教学秩序(当时还有池际尚先生担任副校长)，他在学校的业务建设上做了许多工作，成立了11个地质矿产部部属研究室，创建了《地球科学》学报。1980年我校袁见齐、杨遵仪、王鸿祯、池际尚和郝诒纯五位教授当选为学部委员（院士），学校基建主体完成，各方面工作走上正轨，实现了学校迁汉后的基本稳定。我在建校60周年时曾用144个字9个阶段形容了学校的发展和变化：
    1 52建院，出身不凡，莫地为范，国需为先指北京地质学院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的地质系合并而成，并以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为参照。。
    2院首刘型，历练长征，群英荟萃，旗开得胜。
    3继任高校，八级领导，知人善任，治校有道指高元贵院长。。
    4 76迁汉，艰难建院，二次创业，恢复发展。
    5留英学人，鸿祯继任，施展才干，校情趋稳。
    6二代接班，未敢怠慢，地学优先，确保领先。
    7大学冠名，优势集成，“五颜六色”，开拓新境指一个大学，两个学区，三个校园，四个实体（两个大学，两个干院），五套班子，六有其名（北京地质学院、武汉地质学院、湖北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8强校工程，奋力攀争，人才培养，质量先行。
    9南北联手，共建统筹，百年校庆，同贺一流。
     其中5、6就是指王先生任校长和于1983年7月我继王先生后接任武汉地质学院院长之情，思想未敢有丝毫怠慢。
    王鸿祯先生、池际尚先生和李世忠先生是我校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最早的成员，他们为我校学位授予、学科点建设做出了决定性和奠基性的贡献。也是在王鸿祯先生和池际尚先生的支持下，我于1985年3月也成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并担任地质工科“地质勘探、矿业、石油”学科评议组的召集人。王鸿祯先生当时是我校唯一一个可以在两个学科(“古生物学及地层学”和“构造地质学”)招收博士研究生的指导教师。随后，我于1986年继1984年的“数学地质”之后获得“矿产普查与勘探”博士学科的招生资格，从而也紧随王先生之后成为我校可在两个学科招收博士研究生的导师。
    在1993年，王鸿祯、池际尚及郝诒纯三位老师又作为我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推荐人，使我有可能在当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当年改为院士）。
    在1999年纪念中国地质科学发展50周年之际，由王鸿祯先生主编《中国地质科学五十年》一书，王先生责成我编写“数学地质”方面的论文，于是我撰写了《中国数学地质的回顾与发展》一文被纳入论文集。
    总之，从我踏入北京大学地质系大门的第一天起，我的每一步成长，都得到了王鸿祯先生的亲切教导、支持、引领和帮助。他的言传身教、带头示范、关心指导是无法简单用言语所能表达的，可以说，我的一生都是跟随王先生的步伐前行，为了纪念我的恩师王鸿祯先生百年寿辰，我必须继续学习和践行王先生的刻苦钻研、勤奋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持之以恒、善始善终的优良作风，永远做先生的好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