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一些时间就是王鸿祯院士的百年诞辰，此时此刻，更令我对他深深怀念。在他离去的这些年当中，每当我看到有关的书籍、文献，就会想到他老人家；他的学术思想、治学态度和奋斗精神，更时时激励我前进。在王鸿祯院士生前，我有时是当面请教得到指导，更多是通过学习他的著述而收益。
      20世纪50年代初，我有几位同学在新建的北京地质学院研究生班学习，他们谈起校内教授中的“少壮派”——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年纪30多岁，执掌教研室和系主任岗位，个个风华正茂，其中就有王鸿祯教授。但我第一次见到王先生是在1955年，那年夏季，苏联科学院代表团访华，代表团成员、著名大地构造学家别洛乌索夫通讯院士在我所（当时位于城内沙滩松公府夹道、原北京大学地质馆的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做包括苏联大地构造、中国大地构造的有关问题以及大洋盆地的成因等系列报告。王鸿祯先生参加了有关会议，他提出问题发表讨论意见，我当时负责会议记录和部分接待工作，有幸第一次近距离地同他有过接触，他和蔼可亲，时间虽短但留下了长期的印象。
      1956年，王鸿祯先生著的《地史学教程》出版，我很快购得一本并开始学习。一天，叶连俊先生在办公室里见我手里拿着这本书，说道：“这（地史学）同我们的沉积学关系也很大”，我说：“我的基础知识不够，许多内容不懂”，叶先生说：“慢慢来，先掌握一点基本概念”。这是叶先生对我学习《地史学教程》的指导。王先生的《地史学教程》使我初步开阔了对世界地质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视野。受此书的影响，我形成了一个习惯，尽管有许多地质问题，我自己并不直接研究，但愿意去了解，从中获取知识的享受。
      1985年，王鸿祯先生主编的《中国古地理图集》出版，受到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和高度评价。图集以全球构造的活动论与历史发展的阶段论有机结合作为主导原则，代表王鸿祯先生学术思想发展的新阶段。图集内容十分丰富，我曾较为仔细地阅读了差不多每一幅图件并认真阅读了图集说明书，还读了图集的英文说明，以便了解图集的有些名词术语同国外文献的对照和衔接。我后来也曾向王先生请教过一些问题，如今还记得的有：豫陕（图集引用了我的文章）和燕辽裂陷盆地（拗拉槽）、俄罗斯地台的拗拉槽、扬子地台有无拗拉槽，以及拗拉槽是否都是三支裂谷系的废弃支等等，他同我也谈到朱夏先生将aulacogen译作“拗拉槽”可称杰作。王先生还向我指出国内需要重视古大陆的重建问题，这是国际关注的热点，但意见分歧很大，我国应该有更多些学者进入这一领域进行探讨。王先生的一系列意见对我真可谓受益匪浅。
      1989年在华盛顿参加国际地质大会期间，在国际岩石圈计划的会上，我遇到美国的Scotese教授，他当时已着手“古地图”（PaleoMap）项目并送给我一点有关资料，Scotese在会上强调编制古地图的三个支柱是板块构造、古地磁和古生物地理。回国后我向王先生汇报了有关情况，王先生也特别强调古生物地理对古地理重建的重要性。据我所知，在王鸿祯先生的率领下，中国地质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已经开展全球构造与古大陆再建研究，采用计算机成图并开发了有关软件。在1996年国际地质大会（北京）上，展出了古大陆再造的系列图件，这在当时是国内学者首次作出这样的努力。就中国地质大学而言，王鸿祯先生和殷鸿福教授等都曾在古生物地理方面做出许多贡献。
      20世纪90年代初，原国家科委推出了以“攀登计划”为名的基础研究资助计划。有个年度我担任地学与资源环境领域的评审组长，那一回总共约有6、7项申请，王鸿祯先生领衔的中国古大陆及边缘层序地层与海平面变化研究的申请，在经过讨论后，投票排名第二。当时国家科委只限定资助一项，我和评审专家组其他专家都认为王先生的建议项目有价值，是值得资助的，但投票结果也是公正和正确的。因此，我们决定向科委建议，给我们组增加一个项目指标，科委有关负责人听取了我的意见，但一时也无变通的余地。过了一段时间，国家科委又推出“攀登计划B”，层序地层学项目可以入选，但需承担项目的主管部门提供部分联合资助。我把这个情况转告王鸿祯先生，王先生当时已年近八旬，他亲自同地质矿产部科学技术司沟通，终于获得成功。王先生已80高龄，亲自领导了由若干单位几十位专家组成的团队，经过四五年的浩繁研究工作，获得了圆满的成功。我有幸数年中应邀参加了该项目的学术研讨会，分享王鸿祯先生的学术思想和项目在学术上的新进展。
      在科学研究中，王鸿祯先生重视基础研究，可以说他的一生都在追求揭示自然的奥秘，开展创新性研究。我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工作期间，向他请教学科发展战略问题等，他都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强调基础学科的发展。事实证明，基础研究在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中，具有根本的重要性。王先生为我国地质科学的基础研究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王鸿祯院士是国内外著名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和地质教育家。在地层学、古生物学、大地构造学、地史学和地质学史研究等诸多领域成就卓著，在发展地质教育和培养人才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王鸿祯先生青少年时代就胸怀“科学救国”之志，勤奋学习，砥砺意志，殚思竭虑发展教育事业，孜孜不倦献身科学研究，学科综合交叉和继承发展创新贯穿他的毕生学术生涯。王鸿祯院士是我国地质界著名宗师之一，在纪念他诞辰100周年之际，我应当继续不断学习他对地质科学和地质教育的献身精神。他的大量文章著作和重要学术思想是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必将得到继承发展并不断发扬光大。

      王鸿祯院士离开我们已经六个年头，但他的音容笑貌仍时刻浮现在我的脑海。2006年11月17日，在“祝贺王鸿祯院士90华诞暨‘地球表层发展史’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中，我曾归纳提出王老师四方面的创新成果及其对我国地质事业和地球科学发展的贡献。2010年，在《沉痛悼念恩师王鸿祯院士》一文中，我回忆了王老师的治学精神和为人之道。他在学术上精益求精的科学精神，在工作上勤于行政、克已奉公的优良作风，以及在为人处世上的讲团结、善以待人和提携青年的高贵品质，都深深印入我的脑海，永久难以忘却。
      近年来，我经常拜读王鸿祯院士的诗词和联语，深感王鸿祯老师不仅地球科学知识博大精深，而且文学、历史等知识渊博、功底深厚。他善于用诗联文序抒发对祖国和地质事业的热爱、对师长之敬重和对晚辈的关爱和提携，善于用诗文传播他丰富多彩的情感。
      一是用诗文传播了爱国情。在他的诗文中，既有抗日战争时期的忧国忧民，又有和平时期科教兴国的呐喊。1944年，他在昆明听到日寇西侵，桂林沦陷，在怀念中学校长徐眉生的诗中哀叹出：“虏众复西侵，南中遍妖氛。名城报不守，黎庶更何论。亲旧绝音问，友朋断知闻。函丈竟何之，东望一沾襟。”1945年8月，他在加尔各答喜闻抗日战争胜利，又高兴地赋诗曰：“华夏尘迷近十秋，忽传凶逆此朝休。非关盟势屈强虏，赖有群心护九州。”2005年，为“科技兴国”战略实施十周年之题词：“科技居生产之首，教育为人本之先。兴盛奠基于和谐，国力集成于韬晦。百岁殷忧启巨圣，十年生聚希小康。”题词道出了在国家发展中科技教育之奇功、和谐和韬晦兴国之道以及希小康之愿望。
      二是用诗文传播了地质情。有多篇诗文论及地质工作和地质科学。1975年秋，在广西与卢衍豪、杨遵仪同宿象州县署西小院，闩门倾谈地质古生物，忆及1939年昆明初聚，取鲁迅小楼一统意，戏成一绝：“三人重聚忆昆明，锥指雕虫竟此生。小院幽深成一统，任他北西与南东。”2005年，接戎嘉余、陈旭《生物大灭绝及复苏》和《全球古生代古气候图集》赠书，步毛主席答柳亚子诗韵赋七律一首：“西郊乍聚情难忘，两度征文兴欲狂。冷暖推移称巨笔，复苏绝灭著华章。扬声莫避忤时尚，创意还须放眼量。四纪薪传成往忆，伫看烽火照春江。”
      三是用诗文传播了尊师情。王老常常用诗文联语贺师长华诞，颂师长业绩。1989年，他在敬挽李春昱先生时，尊其主持中央地质调查所并把该所完整地移交给新中国以及其最早研究中国板块之功劳，以“道德文章，先行乃著。事业风范，后世之师”的联语而颂之。1945年，他在重庆敬竭李四光，求指赴英国研究方向时，李示应扩展眼界，当如黄汲清先生之博。因而在中国地震学会年会期间，赠黄先生一绝，赞其科学成就，诗曰：“二叠名家留巨著，秦巴构造探幽微。喜闻揆老犹说项，敢望他年更追随。”1997年，在山东临沂五中为刘进之老师祝97华诞时，步刘自寿诗之韵赋诗一首“世纪同龄历久常，友生小聚诉衷肠，兴邦科教常萦绪，问学启蒙未敢忘……”赞刘老师功劳及施教之恩。
      四是用诗文传播了同学情。王老经常用诗文记同学小聚，颂同学成就，述个人感慨。1993年重读《朱夏诗词选集》，感叹朱夏高才硕学，忆及扬州倾谈和1980年在法国参加第26届国际地质大会时与朱相伴共游，用“维扬（州）夜话情难忘，法（国）境同游兴欲狂。构造能源欣共识，诗才谈趣羡君长。”诗句称赞了朱夏之诗才和同学之间的深厚友谊。1996年，于北京大学“一二·九”时代老友小聚燕园时，和同班同学袁宝华80诞辰自寿诗一首“兴邦科技事唯新，几度蹉跎更觉春。为有育人多壮志，敢将格致证丹心，韶光已逝身垂老，学趣方遒意转深，生态环保须记取，好留清白到儿孙。”赞颂了科技兴邦之春，表达了关怀生态环境之愿。2005年4月，为感谢李星学先生赠书赋七言绝句一首，以“紫金山下风华茂，千岛湖边意兴深”忆1947年两人南京之相会及1990年黄山共游之往事；以“六十年间同道客，新篇宿著忆甘辛”颂二人之友情，贺李先生多年著述之丰。
      五是用诗文传播了晚辈情。王先生对学生和晚辈关怀备至，关心他们的学习和工作，喜庆他们的成才与成业。2001年，与北京地质学院招生最多的1956级学生母校相聚，正值千禧之年，赠诗以贺，忆往昔之兴隆，贺学子之成就与贡献。诗曰：“学子峰值忆往年，游踪斧影照河山。辛劳四纪应无愧，赢得新猷带笑看。”北京地质学院石油专业1955级7个班中3个班分到成都地质学院。50年来，他们驰骋于祖国石油战线，备著勋劳，赠诗为贺：“蓉城北地同切磋，海域陆盆岁月稠。五十年间劳绩著，石油石化尽风流。”2005年，在收到陈丕基赠《沧桑集》诗集后夸陈诗文俱佳，说自己“中蒙构建萦我意”，赞陈研究热河动物群“龙鸟辨真羡君忙”。2006年，在悼念金玉玕院士英年早逝的七言律诗中叹“何意天公无抖擞，英才抱恨失华年”。
       六是用诗文传播了亲人情。王先生作了不少无题诗，其中一部分看来是身在异乡、思念家亲之作。例如，1943年一首七言律诗无题作为：“匆匆旅次意悠悠，乍别经旬若隔秋。亦有豪情吞岭海，更怀柔想托吟讴。炉边软语频相忆，卷上新痕未忍收。长恐此情君未识，坐听风雨到危楼。”再如，1944年以七言绝句无题诗表亲情，诗曰：“一日思君十二时，半年顾我几篇诗。炉边软语频堪忆，慧眼明眉论旧词。”1945年，在重庆承蒙族侄天民远从外地来重庆探望，并共同冒雨访其母校复旦大学，感慨而赠一七言绝句：“故土尘迷近十秋，感君千里溯江流。春风带雨吹魂断，更理琴书事远游。”
      七是用诗文传播了乡愁情。主要是在英国留学及赴英途中，作了一些体现乡愁的诗句。1945年8月，在赴英途经印度飞机上赋五言律诗云：“兵戎且未休，况有去乡忧。岭表犹堪济，弦书尚可求。日暄知气定，云散见江流。天地尽殊色，始悲一叶浮。”在过比斯开湾时突遇大风，而月色独佳，写出了“月光照大海，游子念乡郊。无限不眠意，东流逐逝潮”诗句。1947年6月在英国剑桥接受学位后，在英伦作两月之游，于湖区Kiswick村小住，到著名的断崖景点作画，作五言律诗，其中有云：“清湍泻石髓，平沙聚水阴。渚头看鸥鹭，崖畔试写真。西望疑三峡，南流汇五津。湖山倘有意，他岁更登临。”
      诗文是一种伟大的力量，它可以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可以陶冶人们的革命情操，可以给人以克服困难的毅力，可以在人们之间传递爱情、亲情和友情，可以促进社会的团结、和谐和安宁。这或就是王鸿祯先生频作诗文的缘由之一。王鸿祯院士已驾鹤西去，但他的诗文将永存。我们将不断拜读、学习他的诗文，了解其真谛，作为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

    1948年北京市解放前一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当时地质系主任为孙云铸教授。王鸿祯先生刚从英国回国不久，担任我们的地史学课老师，他是珊瑚研究专家，但对地史学及古地理学也精通。听他讲课，条理清晰、逻辑性强，语言干练，讲话快速，稍有走神，立刻失联。所以听王先生课不敢稍有疏忽，整堂课处于兴奋和聚精会神状态，这与孙云铸先生讲课随时穿插英国风情、学人轶事等花絮形成鲜明对照。王先生当时还在兼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工作，十分繁忙，但他在教学上倾注了大量心血，除了课堂教学外，还时常带我们去野外，如唐山、蓟县等观察典型地层剖面。王先生的严谨治学态度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文革期间，他也和许多老知识分子一样受到迫害，甚至遭到个别人的武斗伤害，但他在江西峡江“五七”干校仍勤勤恳恳地劳动，我在干校时偶尔与他相遇，他仍保持一颗对未来抱有乐观态度的心。
    经过十年动乱，北京地质学院搬迁至武汉后，王先生于1980年11月正式就任武汉地质学院院长，成为学校成立后第一位以学者教育家身份担任校长的人。此前，1952年北京地质学院成立时首任院长刘型是长征老干部，1958年继任院长高元贵为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老干部，而王先生为首任学者型校长。他任校长后，面对大量的文革和迁校遗留问题，他拨乱反正，恢复和建立正常教学秩序(当时还有池际尚先生担任副校长)，他在学校的业务建设上做了许多工作，成立了11个地质矿产部部属研究室，创建了《地球科学》学报。1980年我校袁见齐、杨遵仪、王鸿祯、池际尚和郝诒纯五位教授当选为学部委员（院士），学校基建主体完成，各方面工作走上正轨，实现了学校迁汉后的基本稳定。我在建校60周年时曾用144个字9个阶段形容了学校的发展和变化：
    1 52建院，出身不凡，莫地为范，国需为先指北京地质学院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的地质系合并而成，并以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为参照。。
    2院首刘型，历练长征，群英荟萃，旗开得胜。
    3继任高校，八级领导，知人善任，治校有道指高元贵院长。。
    4 76迁汉，艰难建院，二次创业，恢复发展。
    5留英学人，鸿祯继任，施展才干，校情趋稳。
    6二代接班，未敢怠慢，地学优先，确保领先。
    7大学冠名，优势集成，“五颜六色”，开拓新境指一个大学，两个学区，三个校园，四个实体（两个大学，两个干院），五套班子，六有其名（北京地质学院、武汉地质学院、湖北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8强校工程，奋力攀争，人才培养，质量先行。
    9南北联手，共建统筹，百年校庆，同贺一流。
     其中5、6就是指王先生任校长和于1983年7月我继王先生后接任武汉地质学院院长之情，思想未敢有丝毫怠慢。
    王鸿祯先生、池际尚先生和李世忠先生是我校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最早的成员，他们为我校学位授予、学科点建设做出了决定性和奠基性的贡献。也是在王鸿祯先生和池际尚先生的支持下，我于1985年3月也成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并担任地质工科“地质勘探、矿业、石油”学科评议组的召集人。王鸿祯先生当时是我校唯一一个可以在两个学科(“古生物学及地层学”和“构造地质学”)招收博士研究生的指导教师。随后，我于1986年继1984年的“数学地质”之后获得“矿产普查与勘探”博士学科的招生资格，从而也紧随王先生之后成为我校可在两个学科招收博士研究生的导师。
    在1993年，王鸿祯、池际尚及郝诒纯三位老师又作为我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推荐人，使我有可能在当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当年改为院士）。
    在1999年纪念中国地质科学发展50周年之际，由王鸿祯先生主编《中国地质科学五十年》一书，王先生责成我编写“数学地质”方面的论文，于是我撰写了《中国数学地质的回顾与发展》一文被纳入论文集。
    总之，从我踏入北京大学地质系大门的第一天起，我的每一步成长，都得到了王鸿祯先生的亲切教导、支持、引领和帮助。他的言传身教、带头示范、关心指导是无法简单用言语所能表达的，可以说，我的一生都是跟随王先生的步伐前行，为了纪念我的恩师王鸿祯先生百年寿辰，我必须继续学习和践行王先生的刻苦钻研、勤奋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持之以恒、善始善终的优良作风，永远做先生的好学生。

      今年是敬爱的王鸿祯先生百岁诞辰纪念，我们怀着崇高的敬意，深深怀念这位为中国地质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前辈大师。
      王鸿祯先生博学多才，学术造诣深厚，研究领域包括古生物学、地层学、古地理学、前寒武纪地质学、大地构造学和地质学史。在地层古生物和古地理方面，建立了四射珊瑚的系统分类和演化阶段；提出了以年代地层和岩石地层为主的地层分类观点，将沉积相与构造背景相结合，区别不同的古地理格局和古构造框架，主编出版了《中国古地理图集》；提出了层序地层学的分类级别体系及其与天文周期之间的可能联系。在大地构造与全球构造方面，提出了构造名词体系和中国及全球的基底构造单元和构造发展阶段的划分；提出了以泛大陆（联合古陆）为准的大陆聚散周期的认识和地球史上不同类别和不同级别的节律及可能的天文控制因素；进行了全球古大陆再造的研究，由此形成了全球构造活动论和历史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地球史观。在地质学史方面，提倡以学科史和学科思想史为主要研究内容，以求“以史为鉴，继往开来”（参看《王鸿祯文集》第465页）。
                                                                                           （1）                            

       在第30届国际地质大会前夕，大会邀请王鸿祯先生写一篇关于中国大地构造的文章，拟在国际地科联（IUGS）主办刊物《Episodes》上发表。王先生将题目定为《An outline of tectonic evolution of China》（Wang & Mo,1995），要我作为“合作者（coauthor）”协助他，我因此得到了一次直接学习王鸿祯学术思想的宝贵机会。在撰稿过程中，我逐渐加深了对王先生全球构造活动论和历史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地球史观的理解，认识到“地球演化史不是以渐变和均速的方式进行，而是服从质变与量变的原则，以突变与渐变相交互的方式前进发展的”。王先生的地球史观有着系统和深刻的内涵。他划分了中国及全球的基底构造单元和构造发展阶段，将构造阶段分为大阶段（megastage）、构造阶段（stage）、造山运动期(phase)三级。大阶段可划分为陆核形成（2.8 Ga前）、原地台形成（1.8 Ga前）、地台形成（800 Ma前）、超大陆形成（208 Ma前）、超大陆解体（208 Ma后）五个大阶段，其划分具有普遍性和全球性。把大地构造单元划分为大地构造域（tectonic domains）、地台（platforms, cratons)与活动带（mobile belts）、地台与活动带内的大地构造单元（地台内包括古老陆核、不同年龄的前寒武纪基底；活动带内包括属于单个陆缘区的不同时代的褶皱带，含或不含中间地块）。他识别出中国存在9个构造域，建立了中国大地构造演化的格架。还要特别指出的是，他强调大陆边缘及其中各种活动带、地块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大陆增生的意义，这对我们在中国西部特别是青藏高原复杂构造条件下的研究工作，有重要指导意义。他明确提出了地壳对接消减带（convergent consumption zone）和叠接消减带（accretional consumption zone）的概念，指出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结合带具有不同的构造意义，纠正了将蛇绿岩及蛇绿混杂岩一律看作大洋遗迹，或认为蛇绿岩及蛇绿混杂岩只代表大陆内部张裂和裂陷，不存在大洋盆两种片面认识。他严格限定了“地体（terrane）”的内涵，纠正了将“地体”概念使用过泛、涵义不清的偏向。他还明确给出了裂陷槽（拗拉槽，aulacogen）的含义，指出其在构造演化中的重要意义。他还将地球演化的节律与可能的天文因素联系起来从更大的视野研究地球。
    王先生的学风极为严谨，使我深受教育。《An outline of tectonic evolution of China》那篇文章修改了十几遍才定稿。在此过程中，他常告诉我，哪一段文字、哪个用词还需要修改，哪个事实还需要核实，哪个图件还需要修改完善。更为难得的是，书中的插图都是他亲自设计、绘制草图或经他修改过的。
    正是由于王先生超乎常人的高度严谨的学风，以及在古生物学、地层学、古地理学、前寒武纪地质学各个方面都有深厚的造诣，他的地球史观及对中国和全球构造演化的论述，有多方面的充分的证据，经住了时间的考验，他的基本观点至今仍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
    王先生不仅在学术上是我们的榜样，在道德人品上也是我们的楷模。他爱国爱民，尊师重友，胸襟宽阔，不图虚名，学风严谨，求实创新，讲团结，顾大局，待人以善，克己以严，甘为人梯，提携后辈，博学多才，德艺双馨。下面谈一些我所亲身经历的事例。
    尊师重道，崇敬先贤。我记得2006年王先生给我的一封短信中，提到中央电视台对他的报道，说“我感到他们的宣传似乎过多了些，应当让大家更多地了解几位中国地质的奠基人”。他亲自动笔为丁文江先生诞辰120周年（2007）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在调查大量史实的基础上，全面评价了丁文江先生对科学、对地质和地质教育做出的杰出贡献。最后，他说“我在此恭撰联语，敬谨表达我对丁先生无限崇仰之情”，评价丁文江先生为“地学宗师，政论新声，科坛巨子，文化先锋，士林崇仰，桑梓同荣，忝属晚辈，共庆事功”。王先生对自己的老师和前辈非常尊敬，终生怀感恩之心，是我们的榜样。他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听了葛利普教授（A.W. Grabau）地史学课程，“深感其祖述师承，涵盖全球”，又读了葛利普的《地史学教程》名著，“对地质科学的全球性和历史性有了初步认识”。1938—1939年间，他在西南联大听孙云铸先生讲授地层古生物课，甚感于“孙先生将基础知识与名家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融会论述”。1945至1947年，王先生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得益于导师、伦敦皇家学会会员O.M.B. Bulman“思想细密而系统”和一批不同学科优秀青年学者活跃的思想，重视学科间交流，使他“耳濡目染，得其流风余韵”。他利用剑桥大学和大英自然博物馆的优越条件，努力学习。在此期间，他还在精读李四光（1939）和黄汲清(1945)有关中国地质构造著作的基础上，广泛阅读不同构造学派的主要著作，聆听学术演讲，参加学术讨论。此间他还访问了法国、英国、美国各大学地质系和知名学者，逐步形成了在地质科学研究中以地质构造史为主线，与古生物、地层、沉积等多学科相互联系的思想认识和研究方向。
      淡泊名利，真诚待友。我记得这样一件事：武汉地质学院刚成立时，地质矿产部曾考虑从王鸿祯先生和池际尚先生两人中选一位院长，他们两位都极力推荐对方当院长。池先生说，王先生是我的老师，理应由他做院长，我愿去武汉协助他主持日常工作。王先生则力主池先生做院长。最后地质矿产部决定，任命王鸿祯先生为武汉地质学院首任院长，池际尚先生为第一副院长，在武汉主持日常工作。他们配合得非常默契，把灾难深重的学校逐渐恢复起来。王先生在池先生逝世15周年的时候，充满深情作诗纪念、称赞池先生“池君之于地大，一世勤劳，两地垂范，于故交真诚委婉，侠骨柔肠”，“建校于今近花甲，地分南北四十年。我担虚职空三载，君任辛劳一纪间。意胜须眉明素愿，志存科技见规范。病殃晚岁驱难去，两代友生尽汍澜”。多么深厚的情谊！王先生说自己“我担虚职空三载”，非常谦虚。实际上，他在院长的岗位上，在池先生的协助下，为修复文革与迁校对学校造成的灾难性破坏、恢复学校的教学与科技工作的正常秩序、保护和发展学校的实力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贡献为学校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在1978年2月联合了16位老教授向邓小平同志写信，提出在原北京地质学院“创办研究部，招收研究生”的建议，得到邓小平同志的批准，这才有了后来的“武汉地质学院北京研究生部”，并最终形成了两地办学的模式。他从院长岗位退下来以后，直到去世前，仍然非常关注学校的发展。他总是从全局出发，高瞻远瞩，为学校的整体与长远发展出谋献策，并为此尽自己的努力去做。
  甘为人梯，言传身教，热忱提携青年学者。王先生是年轻人的导师，也是年轻人的朋友。他非常爱惜人才，关心年轻后辈的成长，培养了一大批地层古生物学、前寒武纪地质学、大地构造学和地质学史等领域的年轻学术带头人。他们已成为我国这些领域的骨干，继承王先生开创的领域和方向并发扬光大。上课是王先生培养年轻学子的一个主要途径。大家都很乐意听王先生的课，他的课旁征博引、内容丰富、启发思考，让人兴趣盎然。学生们感到每一堂课不仅能学到很多知识，更能学到科学思路和方法。人们还经常能在有青年人参加的学术讨论会上看到王先生的身影。他认真聆听，中肯地点评，凡是有新的成果和思想，他都及时给予肯定和引导，使与会者感到收获很大。这一传统已被继承下来，使学校形成了很好的学术风气。青藏高原的登山科考是我校的优势和特色，从建校初期开始，一直坚持到现在，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奔上青藏高原，历经60载而不断，就是因为有王鸿祯先生和杨遵仪先生、池际尚先生、马杏垣先生、郝诒纯先生等一批老先生的支持和指导。王先生在17年前曾赋诗称赞这一事业“时历四纪，地推一极，科考柱石，登山前驱”。这是对在青藏高原坚持工作的同志们的巨大支持和鼓励。我在王先生身边，受到他的培养和熏陶，不论在地学专业上，还是在思想道德上，都学到了很多很多，王先生的道德、文章使我终生受益。
      王鸿祯先生在80岁时曾写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探生命之微，窥造化之奇。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以自勉。现在他已离开了我们，这也是他留给后人的期望。在纪念王先生百岁诞辰之际，我们应当学习他高尚的道德风范，不懈努力，去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和理想。